宁波帮红帮裁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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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奉化是“红帮裁缝”的故乡。
一间狭窄的房间,一块门板搁在两条高脚长凳上,门板上铺一块灰布,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一个熨斗,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几枚针就是裁缝的全部家当和工具。一旦做好衣服,用一块比八仙桌面还大的白布一包,送到客户家里,又用这块白布把客户的面料包回来,裁剪、缝纫,然后再送去。这样赚一些手工钱糊口,人们称这种裁缝为包袱店老板。
这种包袱店老板在上海滩很多,多为宁波人所开,宁波人中又以奉化人居多。而奉化裁缝又以做西服名扬上海滩,当时人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所以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人,统称为“红帮裁缝”。只会做长袍、马褂、对襟衣的裁缝称“本帮裁缝”。
红帮裁缝成为宁波人的专有名字。
王才运是当时上海滩最大一家中国人开的西服店,他是红帮裁缝的创始人,第一件中山装,第一件西服就是出自他和他父亲之手。
革命先驱者,早期同盟会会员徐锡麟先生,他在日本大阪碰到过王才运的父亲,当他回国后,得知王才运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封王荣泰西服店,就兴冲冲赶到上海,他不买英国的马可呢,而买来中国自己织的哗叽布做西装,王才运父亲花了三天三夜为他赶制西装,而且全部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这就是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
王才运开的西服店是红帮裁缝的佼佼者,孙中山先生多次到南京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做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就是在这一西服号里诞生制成的。
辛亥革命,孙中山创建民国,清朝的辫子被剪掉了,妇女缠足被废除了,长袍马褂销声匿迹,竹筒长衫和西装成为民国初年最适时的衣服。长衫外面罩西装这一怪现象在街上仍未绝迹。孙中山作为一国之首,他未忘记中国人的衣着。他连做梦都希望有中国人的国服,像西装一样风靡世界。
孙中山以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交给这位“红帮裁缝”的创始人王才运,王才运立即召集“红帮裁缝”的技师、巧匠,提出了设计和制作框架,采纳西装特点,垫肩、衬夹,夹里,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又完全不同,改十粒钮扣为七粒钮扣,直翻领,四服袋,前胸贴袋小,前腹贴袋大。样衣尺寸用孙大总统的,体形也按孙大总统的架势裁剪。孙中山见了拍案叫好,他立即在样衣图纸上修改,七粒钮扣改成五粒钮扣,意为“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意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把此服定名为“中山装”。孙中山穿着这套“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了,纷纷仿制,风行起来。
从此,“红帮裁缝”在上海滩更加有名了。几代红帮裁缝,出过不少裁缝大师。在旧上海流传着“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裁剪师。在这些名师中奉化人占了5人,阿福、昌海、启德、龙庆是上海滩有名望的红帮裁缝台柱。他们做西服可以不量尺寸,目测各人身材长短、矮胖,就能裁剪出合适的西服,人们称“一把刀”,“赛过活神仙”。红帮裁缝这些绝活,一代一代传下来。余元芳就是众多的红帮裁缝传人中的一个佼佼者。
他是奉化泰高桥人。解放后,专为中央领导人和各国驻华使者裁剪衣服。从他手中做出去的衣服不知有多少。他为陈毅做过西服,并为周恩来总理做衣12年,为刘少奇、王光美做过出访印尼四国的出国衣,为朱老总政制中山装,为毛泽东主席修改呢大衣。那些驻华使者任满回国,仍念念不忘来中国请余元芳做西服。
一次,余元芳被周总理邀请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他两位王子。总理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目测三位客人的身材,24小时之内为三位客人做一套西装和大衣。余元芳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知道这个任务特殊,他很了解这位红帮裁缝此刻的心意,特地邀请西哈努克两位王子站起来,绕着他转,让摄影师拍照。这样的会见,在总理的外交史上是破格的一次。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合十,不停地拜揖,也众星捧月般跟着总理旋转。这使余元芳看清了西哈努克父子三人的背部、腰部、臀部。他向周总理投去感激的一瞥。会见在愉快欢笑声中结束。西哈努克亲王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胸围、腰围在这不知不觉的会见中被中国裁缝目测去了。第二天,西装和大衣送到西哈努克手里,西哈努克穿着这套质地柔软,式样新颖,气质高雅的西装,高兴得大叫:“正合身,好极了!比我任何一件西装做得好。”
余元芳是红帮裁缝的传人和世界一流裁剪大师。为使红帮裁缝这一技艺后继有人,他特地从北京回到奉化,为五爿西服厂各收徒弟一名,精心传授技艺,培养下一代红帮裁缝。
奉化现有大大小小服装厂几百家,最有名的是五家部优产品,罗蒙、迷霞、金海乐、恋舒、申迷。这五家部优西服畅销国内外。如今有不少中央领导的西服也在奉化订做。奉化市制衣厂的名牌产品“金海乐”远销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内销20余个省、市、自治区,还曾成为全国西服业中唯一取得使用北京奥申会会徽标志厂家。这些名牌产品出自一位28岁的年轻裁剪师杨贤芳之手。他被余元芳收作徒弟,他也像余元芳一样“一量就准”,一个从不失眼的裁剪师。许多中央领导的西服就是他所做。另一位女裁剪师叫毛兰英,别看她长得白白净净,一说话脸就红,十分腼腆。她虽没有杨贤芳那种“一量就准”的本领,可她的做工要比杨贤芳技高一筹。她三天之中能做做出三件部优西服。
1990年7月,黄华参观了制衣厂,挥毫题词“创造开拓。”
同年冬天,姬鹏飞在制衣厂笑着题词:“美化人民。”彭冲副委员长到制衣厂参观后,非常高兴地挥笔题词“金海乐西服走向世界。”
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身上的衣着如一面镜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红帮裁缝”的高巧技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正在为美化人民生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奉化是“红帮裁缝”的故乡。
一间狭窄的房间,一块门板搁在两条高脚长凳上,门板上铺一块灰布,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一个熨斗,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几枚针就是裁缝的全部家当和工具。一旦做好衣服,用一块比八仙桌面还大的白布一包,送到客户家里,又用这块白布把客户的面料包回来,裁剪、缝纫,然后再送去。这样赚一些手工钱糊口,人们称这种裁缝为包袱店老板。
这种包袱店老板在上海滩很多,多为宁波人所开,宁波人中又以奉化人居多。而奉化裁缝又以做西服名扬上海滩,当时人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所以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人,统称为“红帮裁缝”。只会做长袍、马褂、对襟衣的裁缝称“本帮裁缝”。
红帮裁缝成为宁波人的专有名字。
王才运是当时上海滩最大一家中国人开的西服店,他是红帮裁缝的创始人,第一件中山装,第一件西服就是出自他和他父亲之手。
革命先驱者,早期同盟会会员徐锡麟先生,他在日本大阪碰到过王才运的父亲,当他回国后,得知王才运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封王荣泰西服店,就兴冲冲赶到上海,他不买英国的马可呢,而买来中国自己织的哗叽布做西装,王才运父亲花了三天三夜为他赶制西装,而且全部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这就是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
王才运开的西服店是红帮裁缝的佼佼者,孙中山先生多次到南京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做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就是在这一西服号里诞生制成的。
辛亥革命,孙中山创建民国,清朝的辫子被剪掉了,妇女缠足被废除了,长袍马褂销声匿迹,竹筒长衫和西装成为民国初年最适时的衣服。长衫外面罩西装这一怪现象在街上仍未绝迹。孙中山作为一国之首,他未忘记中国人的衣着。他连做梦都希望有中国人的国服,像西装一样风靡世界。
孙中山以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交给这位“红帮裁缝”的创始人王才运,王才运立即召集“红帮裁缝”的技师、巧匠,提出了设计和制作框架,采纳西装特点,垫肩、衬夹,夹里,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又完全不同,改十粒钮扣为七粒钮扣,直翻领,四服袋,前胸贴袋小,前腹贴袋大。样衣尺寸用孙大总统的,体形也按孙大总统的架势裁剪。孙中山见了拍案叫好,他立即在样衣图纸上修改,七粒钮扣改成五粒钮扣,意为“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意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把此服定名为“中山装”。孙中山穿着这套“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了,纷纷仿制,风行起来。
从此,“红帮裁缝”在上海滩更加有名了。几代红帮裁缝,出过不少裁缝大师。在旧上海流传着“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裁剪师。在这些名师中奉化人占了5人,阿福、昌海、启德、龙庆是上海滩有名望的红帮裁缝台柱。他们做西服可以不量尺寸,目测各人身材长短、矮胖,就能裁剪出合适的西服,人们称“一把刀”,“赛过活神仙”。红帮裁缝这些绝活,一代一代传下来。余元芳就是众多的红帮裁缝传人中的一个佼佼者。
他是奉化泰高桥人。解放后,专为中央领导人和各国驻华使者裁剪衣服。从他手中做出去的衣服不知有多少。他为陈毅做过西服,并为周恩来总理做衣12年,为刘少奇、王光美做过出访印尼四国的出国衣,为朱老总政制中山装,为毛泽东主席修改呢大衣。那些驻华使者任满回国,仍念念不忘来中国请余元芳做西服。
一次,余元芳被周总理邀请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他两位王子。总理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目测三位客人的身材,24小时之内为三位客人做一套西装和大衣。余元芳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知道这个任务特殊,他很了解这位红帮裁缝此刻的心意,特地邀请西哈努克两位王子站起来,绕着他转,让摄影师拍照。这样的会见,在总理的外交史上是破格的一次。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合十,不停地拜揖,也众星捧月般跟着总理旋转。这使余元芳看清了西哈努克父子三人的背部、腰部、臀部。他向周总理投去感激的一瞥。会见在愉快欢笑声中结束。西哈努克亲王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胸围、腰围在这不知不觉的会见中被中国裁缝目测去了。第二天,西装和大衣送到西哈努克手里,西哈努克穿着这套质地柔软,式样新颖,气质高雅的西装,高兴得大叫:“正合身,好极了!比我任何一件西装做得好。”
余元芳是红帮裁缝的传人和世界一流裁剪大师。为使红帮裁缝这一技艺后继有人,他特地从北京回到奉化,为五爿西服厂各收徒弟一名,精心传授技艺,培养下一代红帮裁缝。
奉化现有大大小小服装厂几百家,最有名的是五家部优产品,罗蒙、迷霞、金海乐、恋舒、申迷。这五家部优西服畅销国内外。如今有不少中央领导的西服也在奉化订做。奉化市制衣厂的名牌产品“金海乐”远销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内销20余个省、市、自治区,还曾成为全国西服业中唯一取得使用北京奥申会会徽标志厂家。这些名牌产品出自一位28岁的年轻裁剪师杨贤芳之手。他被余元芳收作徒弟,他也像余元芳一样“一量就准”,一个从不失眼的裁剪师。许多中央领导的西服就是他所做。另一位女裁剪师叫毛兰英,别看她长得白白净净,一说话脸就红,十分腼腆。她虽没有杨贤芳那种“一量就准”的本领,可她的做工要比杨贤芳技高一筹。她三天之中能做做出三件部优西服。
1990年7月,黄华参观了制衣厂,挥毫题词“创造开拓。”
同年冬天,姬鹏飞在制衣厂笑着题词:“美化人民。”彭冲副委员长到制衣厂参观后,非常高兴地挥笔题词“金海乐西服走向世界。”
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身上的衣着如一面镜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红帮裁缝”的高巧技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正在为美化人民生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2/1/2 5: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