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宁波这个名字却并没有给这里带来真正的安宁。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有不少元朝官员逃往海外，为了使这些人永远不能回国，从明朝开国时便设立了海禁政策。从这张布满了海防哨所的宁波海防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海禁的严厉。　

　　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朝廷只允许少数前来朝贡的外国官方贡船入港。当时全国对贡船开放的只有三个港口：广州对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来的船开放；泉州通琉球；而宁波则被指定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也正是从那时起，宁波与日本的关系密切起来。那时许多日本僧人、学者跟随使团到明州来学习佛法、礼仪，今天宁波的许多寺院还依然是日本僧人的朝圣地。　

　　海禁使宁波延续了几千年的繁华渐渐衰落下来。清代，当鸦片战争爆发，沉寂了多年的宁波港在炮火中再次掀起了波澜。　

　　1842年中国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根据《南京条约》，英国首先在宁波取得了设有领事权。1843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率兵舰驶进了宁波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英国人在三江口的北岸租赁民房，设立领事署。后来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滩。不久，西方货轮便几乎垄断了宁波港，西方人纷纷来此开设工厂，先进西方工业使宁波的本土经济萧条殆尽。宁波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游走四方，去寻找新的生机。那时形成了两股潮流，一些宁波人去往海外，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上海作为他们的创业的新天地。

　　　　　　

明清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地方商帮的兴起。今天说来，在当时尤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最为著名。在十大商帮中，宁波商帮虽然兴起较晚，但当鸦片战争爆发，五口通商后，他们异军突起，很快便成为了中国近代最大、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帮。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有鱼盐市舶之利。唐宋以来，便一直是我国对外交往与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良好的地理条件、浓郁的商业氛围孕育了一代代长袖善舞、经营有方的宁波人。曾经受民间崇商风气的影响，宁波城里的街道巷弄大多以集市、店铺、商号来命名，不过当年留存至今的名称已不多了。　

　　当明朝施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后，原来靠海为生的宁波人便开始到内陆各省或海外去寻找商机，今天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便是那时由来到北京经商的宁波人创办的。　

　　当太平天国起义后，长江中下游的内陆运输受阻近二十年，那时的货运不得不取道宁波出口，通商路线北至河北、山东，南至福建、广东，西达四川、湖南湖北，邻近的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物产也都在宁波集散。一时间宁波的繁荣无与伦比，宁波商人抓住了这个时代赋予的商机，在晋商、徽商衰落的时候，一跃而起。　

　　“要想窜，海三湾”是清末流传在宁波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五口通商后，与宁波一水之隔的上海，便成为了宁波人创业的新舞台。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清朝末年，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伙计做到老，不如一根草。"旅沪的宁波人大多是从最底层的劳动做起，他们一旦稍有基础便自立门户，积极投身新兴行业。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曾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遍布的大多是以西方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其中却有两个中国人的名字，虞洽卿和朱葆三都是当年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都来自宁波。　

　
宁波商人在上海写下了辉煌的创业史，而当这些享誉国际的宁波人发迹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情：建设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