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印象——文明的曙光　

　1973年6月的一天，宁波余姚县河姆渡村的村民在建造排水站时，无意间从地下挖出了一些黑色的陶片、兽骨。一个掩埋在地下7000年的远古文明就这样被发现了。而正是这缕文明的曙光给人们带来了对于宁波这片土地最早的印象。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因为那时发掘出的原始社会遗址大多集中在黄河沿岸。但是当河姆渡遗址在宁波出土后，它完全改变了考古界的这一传统观念。证明了远古时，南方的文明并不落后于北方，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由长江、黄河共同孕育出来的。　

　　1973年当考古学家在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六支木船桨的出土再次使人惊叹。船桨的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地逐渐减薄，制作工艺之精细令人称奇。它证明了宁波地区是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的发生地。　

　　有桨就会有船，有船自然会有停泊船只的港口。早在7000年前，宁波便已开始了它作为港口的历史。　

　　西周时，宁波属越地管辖，曾经擅于航海的越人把船作为贡物送给周王。但那时南北还没有开凿大运河，想要把船贡献到中原地区的国都镐京，只能取道海上。　

　　越人的这一举动不但证明了早在战国时他们就有了高超的造船技艺，还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据记载春秋战国时，越国还曾建立过一支拥有300多艘战船的水师。战国时，越王为了发展水师，增辟通海的门户，在宁波出海口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句（guo）章城，句章港成为了战国时著名的港口之一。而当年句章港的繁荣要归功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内陆的河运与海运在这里交汇，汇聚的结果是城市商业的兴盛。　

　　宁波有三江地域之称，姚江由西向东，奉化江自南向北与姚江交汇，然后注入甬江，流入东海。早在汉代，三江地区便已江海相通。到东晋时，海上的航线北可至渤海湾，南则通达台湾、海南岛等地。内陆的漕运从三江地区可直抵京都建康。一时间海内外的商人云集三江口，这里成为了商业贸易的中心地。今天走在宁波街头，商业的繁荣依然使这座城市洋溢着勃勃生机，而这些曲径通幽处的书院、祠堂又展现出宁波古远深厚的文化内容。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交相辉映产生自唐代，那时是宁波港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宁波印象——东南大埠明州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诗人林升用来谴责南宋朝廷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却在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讽喻诗。而当年支撑起杭州城繁荣的却是旁边一个名叫明州的海港。

　　　　　　

四明山是宁波境内的主要山脉，因此人们也称宁波文化为四明文化。当唐代决定在宁波设立州治时，便取了四明山中的“明”字，称这里为明州。曾经在余姚江、奉化江、甬江的交汇处，建有一座明州城，它内有湖泊，东邻江水，西南均有河流注入城中。江水、湖水、河水、海水成就了明州这座东南大埠商业的繁荣。　

　　唐代，明州便已跻身于中国东南沿海名港之列，通过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明州城中的货物可直接运抵当时的国都长安，水路通畅。　

　　公元842年，也就是唐会昌二年，一位名叫李邻德的明州商人驾驶木帆海船自明州港启程，沿海北上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自此这条海洋航线不但将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成就了明州作为海内外货运中转站的地位。

　　　　　　

当唐末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时，扬州、广州等港口都现出了一派外商逃难的萧条景象。而在沿海港口中只有明州因为远离了战火，而繁荣依旧。宋代朝廷不仅在明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商贸的市舶司。还规定去往日本、朝鲜半岛的官方出使船或商船都要从明州启航。南宋定都临安，明州自然成为了距离国都最近也是最大的港口。　

　　明州港市舶司的税收是临安重要的财政来源，而朝廷用的香料、珠宝等奢华品也都要靠明州进口。各国商贾云集明州，他们不仅带动了经济的繁荣，也促成了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播。　

　　今天漫步宁波上林湖溪畔，像这样布满了瓷器碎片的道路满目皆是。而同样的青瓷片在海外的出土已屡见不鲜。从东汉末年起，明州上林湖便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之一。浙江越窑烧制的青瓷曾被朝廷指定为贡品，其身价与珍宝、丝绸一般高贵。青瓷同丝绸一样，是海外贸易中最受青睐的商品。　

　　不过在无论是丝绸，还是青瓷，今天都已遗迹寥寥，而能影响至今的是当年文化的传播。南宋时，与临安咫尺之遥的明州更是文化人汇聚之地。在这里海内外文化的交流盛况空前。林立的古刹寺院、藏书楼，承载着昔日的辉煌。而当宁波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地图上时，曾经喧嚣热闹的海港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宁波印象——五口通商话宁波　

一提起外滩，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上海的外滩。可是它并不是我国最早的外滩，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三江口成为了欧美商船云集之地。中外商家争相在岸边兴建店铺门面，于是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为外滩，宁波外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滩。　

　　宁波自唐代开埠以来，便一直是我国东南沿海上的通商大埠。宋元时，宁波的繁华依旧。只是名称由明州改为庆元。当明太祖定天下后，他认为“庆元”有庆贺元朝的意思，于是又把名字改了回来。可是后来到了明洪武年间，统治者又认为“明州”的明与国号相同，需要避讳。当时便有人建议说明州紧靠定海县，可以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于是地图上终于有了宁波这个名字。

　　　　　　

不过宁波这个名字却并没有给这里带来真正的安宁。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有不少元朝官员逃往海外，为了使这些人永远不能回国，从明朝开国时便设立了海禁政策。从这张布满了海防哨所的宁波海防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海禁的严厉。　

　　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朝廷只允许少数前来朝贡的外国官方贡船入港。当时全国对贡船开放的只有三个港口：广州对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来的船开放；泉州通琉球；而宁波则被指定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也正是从那时起，宁波与日本的关系密切起来。那时许多日本僧人、学者跟随使团到明州来学习佛法、礼仪，今天宁波的许多寺院还依然是日本僧人的朝圣地。　

　　海禁使宁波延续了几千年的繁华渐渐衰落下来。清代，当鸦片战争爆发，沉寂了多年的宁波港在炮火中再次掀起了波澜。　

　　1842年中国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根据《南京条约》，英国首先在宁波取得了设有领事权。1843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率兵舰驶进了宁波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英国人在三江口的北岸租赁民房，设立领事署。后来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滩。不久，西方货轮便几乎垄断了宁波港，西方人纷纷来此开设工厂，先进西方工业使宁波的本土经济萧条殆尽。宁波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游走四方，去寻找新的生机。那时形成了两股潮流，一些宁波人去往海外，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上海作为他们的创业的新天地。

　　　　　　

明清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地方商帮的兴起。今天说来，在当时尤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最为著名。在十大商帮中，宁波商帮虽然兴起较晚，但当鸦片战争爆发，五口通商后，他们异军突起，很快便成为了中国近代最大、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帮。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有鱼盐市舶之利。唐宋以来，便一直是我国对外交往与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良好的地理条件、浓郁的商业氛围孕育了一代代长袖善舞、经营有方的宁波人。曾经受民间崇商风气的影响，宁波城里的街道巷弄大多以集市、店铺、商号来命名，不过当年留存至今的名称已不多了。　

　　当明朝施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后，原来靠海为生的宁波人便开始到内陆各省或海外去寻找商机，今天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便是那时由来到北京经商的宁波人创办的。　

　　当太平天国起义后，长江中下游的内陆运输受阻近二十年，那时的货运不得不取道宁波出口，通商路线北至河北、山东，南至福建、广东，西达四川、湖南湖北，邻近的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物产也都在宁波集散。一时间宁波的繁荣无与伦比，宁波商人抓住了这个时代赋予的商机，在晋商、徽商衰落的时候，一跃而起。　

　　“要想窜，海三湾”是清末流传在宁波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五口通商后，与宁波一水之隔的上海，便成为了宁波人创业的新舞台。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清朝末年，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伙计做到老，不如一根草。"旅沪的宁波人大多是从最底层的劳动做起，他们一旦稍有基础便自立门户，积极投身新兴行业。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曾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遍布的大多是以西方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其中却有两个中国人的名字，虞洽卿和朱葆三都是当年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都来自宁波。　

　
宁波商人在上海写下了辉煌的创业史，而当这些享誉国际的宁波人发迹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情：建设家乡。

　　　　　　

宁波印象——三江汇聚的繁荣


这是一张浙江宁波的市区地图，它给人们直观地揭示出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支撑起了这个城市近千年的繁荣呢？

　　　　　　

这里是宁波市最繁华的地区，也是整个城市的中心，俗称“三江口”。三江指的是由西向东流的姚江，自南向北的奉化江，两江在三江口处汇合，注入甬江向东流入杭州湾。这三条涌动的江水便是孕育了这个城市繁荣的秘密。它是宁波江海连接的枢纽。所以历代在宁波建立州治时，都选择在三江地区建立城池。　

　　不过最初城市的中心并不在三江口，城池多建在姚江和奉化江的西南部。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了对城内水利的考虑。城西南有河流直接注入城内，而城里月湖和日湖又为百姓用水提供了便利，围绕城池的江水是货物运输的干道。“濒江带海”的位置成就了港口的繁荣。这样的城池设计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