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历史
浏览量：858 回帖数：8
1楼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商帮已开始形成。
2 .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商帮已开始形成。
2 .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发表于 2011/2/1 3:07:59
2楼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发表于 2011/2/1 5:04:08
3楼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签名档
离家的感觉不好受！
发表于 2011/2/1 10:38:30
4楼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
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
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五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
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
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五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发表于 2011/2/1 15:21:50
5楼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
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
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
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
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
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
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
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
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六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
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
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
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
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
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
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
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
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
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
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
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
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
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
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
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
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
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
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
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
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
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六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
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
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
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
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
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
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
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
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
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
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
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
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
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
发表于 2011/2/1 19:39:23
